本文摘自：《国学》2009 年05期，作者：姚国华

郑和是一个谜。

600年前，这位中国历史上罕见的航海英雄，做出了令现代人惊叹的伟大壮举。他的船队有2.78万人，分乘63艘巨型宝船和更多小一些的船，浩浩荡荡七下西洋，足迹遍及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半岛、东非沿岸。有人甚至说他还到了美洲。

历史记载，郑和的最大宝船长44丈、宽18丈，分别接近现代轻型航母和重型航母的尺度，考虑木船的吃水深度有限，其总排水量也在轻型航母的数量级上。这比梦想到东方寻找黄金的哥伦布那可怜的三条小船大了两个数量级，船队的总吨位则超过三个数量级，有几千倍。美国学者詹·阿德金绘制的两船相遇的想象图，悬殊之大，跃然纸上。这个尺度现在受到学术界的怀疑，即便按保守的估计，宝船仍比哥伦布的圣玛丽亚号大了一个数量级，船队规模之差仍超过两个多数量级。

100年前，郑和那尘封的壮举就被梁启超拿来讨论。然而，中国历史学家总是乐于评价历史事件的是非功过，而忽视了事件本身的客观记录和理解。评价一件事情的意义取决于讨论者的尺度，而这些尺度常常是评价者主观选择的。在今天世界主流话语的阴影下，国人急于强化自己民族的历史地位，会有意无意拔高历史事件的正面意义，这就会冲淡对历史的深刻反思。

面对600年前伟大的郑和，今天国人最主要的感受除了骄傲，就是惋惜，甚至冤枉--我们的命运不该如此啊！

有位老教授说，中国没有成为世界的领头羊，没有在大唐发动启蒙运动，没有大宋完成工业革命，没有在大明实现电气化，没有在大清进入太空，那全是历史的偶然与不幸。而最大的不幸，就是北方蛮族一再打断我们的发展进程。

西方也有人在怀疑自己的“狗屎运”。所谓“李约瑟问题”长期困扰着东西方学者，中国在逝去的两千年的绝大多数时候，不仅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度，而且拥有西方无与伦比的科技成就，可为什么牛顿、瓦特竟然没有在中国产生呢？无数中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也在英国人李约瑟亲自挖下的这个坑儿里，填上自己汗牛充栋的著作。

近年来，又有一位叫弗兰克的西方学者激动了中国人的神经，他写的一本(白银资本)好像揭示了谜底。原来西方的运气根本不是什么科学技术(他说科技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影响西方生产力，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而是上帝在新大陆安排了唾手可得的白银，让穷困潦倒、嗜财如命的哥伦布们，找到了偷运东方财富到西方并形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捷径。

郑和与哥伦布的航海，在各自的文明体系里都是非常偶然的事件。然而，六个世纪以来，一个巨人倒下去了，受尽蹉跎与欺侮；而一个小瘪三却发迹起来.成了世界的主人。现代文明史并不是什么普遍的人类文明史，而是西方人发迹的历史，是东方人包括中国人失落而不得不跟着走的历史。本文要说的是，世界历史的这一变故，却基于各自文化上的必然。

农民自给自足，老实本分，守地如命。只有极个别人才会远走异乡：土地实在太少，养不活人，只有背井离乡，外出谋生；官员要离开家乡才能做官，准备做官的读书人也要离家赶考；本是北方蛮族的后裔，或者外番来的贡使、商人。

通常，背井离乡的人们，即便游走在广袤的区域，归宿依然是土地。多数流浪的人们，仍然是要找一块地，撒一把种子，重新安顿下来做农民，他们由中原散开来，开发着一切可以开发的土地，远及寒北、关外、新疆、岭南以至南洋。

那些生性自由、不安本分的流氓、地痞、匪徒、蛮夷，只有凭着血性加上阴谋，打下整个江山，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像麻袋一样，把如土豆般自由散漫的一个个农民扎在一起，构成绵延几千年分分合合的中华帝国，成功者自然是凤毛麟角。

漂泊着的商人们只能生存在农业社会十分有限的商业机会里，他们虽然为经济的流通发展，技术的推广更新带来推动，但也会刺激人们的物欲，消费主义蔓延到-定程度，土地上的农民承担不起时，他们便成为社会需要抑制的不安定因素。

读书做官虽是文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但从这条独木桥走过去的人十分有限，即便走到了辉煌的顶峰，也要有一天衣锦还乡：根本过不去的，半途上被贬谪的，则比比皆是。因此，一颗痴心，要有两种准备，耕读传家，读书的同时不能放弃耕作。

郑和之前，中国虽然早有丝绸之路与西方沟通，包括穿越南中国海和印度洋、红海的海上丝绸之路，但是从事东西方贸易的主要是波斯人、阿拉伯人，很少有中国人。中华帝国固然有海纳百川、多元共处的文化包容，但农耕民族却缺乏主动向外探索、贸易、殖民的意愿。因此，郑和的壮举在中国历史上显得很突出，也可以说是一种十分偶然的、突兀的、非常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件，无论它孤立看起来多么辉煌壮丽、波澜起伏，但在中国农耕文明的长河里，却只是一个小小的扰动。